1952年8月，北京东交民巷的一通电话把贺龙从部队调向体育口。邓小平只说了两句：“毛主席同意，你去主持体委。”贺龙放下听筒，擦了把汗，答得干脆：“服从命令。”这天国家允许的配资平台，他五十三岁。
消息传到西北局，薛明听后微微皱眉。她比贺龙小二十岁，却了解丈夫的脾性——枪林弹雨见得多，换赛场未必松快。但不久，她看见贺龙在操场边陪青年运动员掰手腕，笑得像个大孩子，心里放下石头。
时间往前推十年。1942年春，延安城外一片桃花。薛明在妇救会忙到傍晚，听见汽车喇叭，抬头见一位大个子迈进院门。王维舟笑着介绍：“这是贺司令员来检查工作。”薛明脱口一句：“好像在哪儿见过。”贺龙低头掸烟斗：“可能在天津码头？”短短一句玩笑，让紧张的气氛散了。
接下来十多天，陈正人借汇报之名把薛明“扣”在机关。薛明忍不住质问：“到底想谈什么？”陈正人叹气：“老贺不开口，你心里却明白。”薛明摇头：“我还想干点事，现在结婚会拖后腿。”彭真赶来帮腔：“哪条纪律写过‘已婚不能立功’？”众人你一句我一句，薛明嘴上仍说“再考虑考虑”，心里却被贺龙的真诚打动。年底，两人在窑洞里喝了碗小米酒，算是成亲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体育基础薄弱。贺龙到体委报到第一天便拍桌子：“运动员退役后谁管？国家管！”他定下规矩：海外能请回来的都要请，生活待遇跟得上才有干劲。傅其芳欠着债回国打球，贺龙一句“账由国家结”，一锤定音。几年后，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升起五星红旗，贺龙对随行干部说：“说明路子没走错。”
然而1966年风向骤变。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把枪口对准老帅。北京的深夜，周恩来悄悄把薛明叫到西花厅，只嘱咐一句：“保重。”次年1月，贺龙被送往西山“休养”。山风呼啸，哨兵来回踱步，他望着枯枝发呆，忽然说：“给他们倒杯热水，别冻坏了。”薛明把保温壶递出去，心里酸得厉害。
1969年初，贺龙糖尿病加重，连续七次摔倒。薛明急着找医生，被敷衍：“老毛病，不碍事。”6月9日凌晨，贺龙在昏迷中停止呼吸。火化通知没发给家属，骨灰何处存放没人说明。薛明被押往贵州劳动改造，几个子女分散各地。
1971年秋，局势松动。周恩来批示把薛明接回北京，先住招待所再议安排。十年动乱结束后，薛明第一件事就是追查骨灰去向。她跑了民政、公安、卫生三口，没结果，就写亲笔信直送中央办公厅，信里一句话最重：“无论时局如何，烈士不该无名。”几周后，国务院批示协查，骨灰终于在西郊公墓库房找到。
1979年3月，中共中央文件宣布：撤销对贺龙的一切错误结论，恢复名誉、党籍、军籍，追认革命烈士待遇。当天，薛明随工作人员把骨灰迎回八宝山礼堂。她没有流泪，只轻声说了三个字：“回家了。”角落里站岗的年轻战士敬了标准军礼，礼毕，薛明转身离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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